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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美术发展众家谈(下)

发布日期:2017-06-09 作者:《美术报》 点击:

 【编者按】作为“五位一体”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等的发展是相携相生、互为联动的。5月14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我国首倡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约1500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论坛以“五通”作为主线,围绕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重要领域进行了讨论。其影响范围几乎贯穿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各领域。为更好地发挥美术的交流优势,推动民族美术更加良性地发展和转型,本刊特邀请16位国内外美术理论家、批评家和艺术家,结合当代美术创作、展览和中外美术交流活动的现状、存在问题等,分析和展望“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的新的契机和可能性,以及他们对此的思考或建议。

  “一带一路”与美术发展众家谈(上)

  “一带一路”与美术发展众家谈(下)

  嘉宾:李超德、张译丹、凌承纬、阿克玛尔·努尔金诺夫、E.V.博尔奇、科夫通·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任平、麦荔红、于雷

  李超德(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我的文明史观

  近来,围绕着习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我参加了许多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一带一路”,体现了中西文明交汇。而弘扬传统,振兴民族艺术,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文明史观。

  美术发展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文化研究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美术创作上,需要树立正确的文明史观和审美观。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洋为尊,也要抵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食古不化,我更不赞同所谓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是因为学习了中国画才成为大师的歪理。而那些标榜热爱传统,主张做回归中世纪热梦的理论家和画家的观点,却忽略了时代的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艺术?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品质?这都需要将中华民族艺术的发展置于艺术发展的规律中去考察。艺术家同样需要有正确的文明史观。

  所谓“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拒绝进步论,则是拒绝了全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丧失了讨论问题的基础,既成井底之蛙,也就无需与他再讨论什么文明与文化了。“一带一路”正是讲这种大交流、大碰撞、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民族自信、文化自觉,用艺术的语言将中国故事视觉化。

  长久以来,我总听人说要将什么东西纳入文明史中加以研究,也有人说那是人文学者的责任,要画家承担这样的责任,既无法也不可能,太理想化了。其实,每个学人、画家均有这样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艺术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绘画作品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气质,艺术家如果置时代于不顾,没有文化担当,整天陶醉在绅士般的小趣味中,一百年以后,今天的美术史将无法用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告知大家21世纪中国气派的美术是什么。当今美术界的诸多现象不可不说是鱼龙混杂,互联网时代似乎更是没有权威并可以挑战权威的时代,敢讲、敢乱讲、敢为、敢画的人很多,动不动就要重构什么。也应了我常讲的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美术界已然成为“江湖”,美术界需要时代的声音。如果艺术家没有了道德底线,没有了敬仰、敬畏之心,一切的精神品质被悬置,粗俗、市侩充斥其间。我担忧的是,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了正确的文明史观,艺术没有了审美的标准,时代没有指明审美的价值取向,许多认识必将误入歧途,指鹿为马式的胡扯最终究竟是谁的过失?

  当然,用评判足球的规则,自然无法评判橄榄球。尽管它们都是球。

  张译丹(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用智慧和画笔去讲述“一带一路”

  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峰会在其创始国——中国北京举行,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地位与意义。习总书记以中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担当精神,在峰会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致力于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带一路”的新构想、新理念。

  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作用巨大,前瞻性明显,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增长动力的中国,其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一带一路”是一个引领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和促进世界经济、文化联动发展的科学构想,它的“三共”“五通”原则,既是国际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文化互通、交流衍进的新境界。它植根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从全球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兼济天下、包容互鉴的东方智慧,顺应了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吸收的时代要求,将为新型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站在美术发展的立场上,建立文化自信,在民族文化自醒、自尊的基础上,寻求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和中华文化的现实表达,是当代文艺和美术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厘清当代艺术本源与流变中非本质性的表达,摆脱跟风盲从、食洋不化的幼稚病,是正经历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们的时代抉择和认知立场。在经济全球化式微与文化多样性日盛的今天,追求民族文化的内省与再造,突破传统文化瓶颈,考量当代艺术的合理价值,实现传统于现代的革命性变革,是文化艺术界的任务,更是弘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良好契机。当下,中国当代美术战略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建立自己的评判标准。中国美术之所以大而不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立足于自身文化又面向世界的、强有力的中国美术战略。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美术若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必须首先做好顶层设计,从本土的经验出发,以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的创造方式来重新构建中国的当代美术,用智慧和画笔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

  凌承纬(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基于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记得在201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国际研讨会上,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在发言中说,尽管中国是第一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国家,但与美、英、苏等国相比,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仍远未得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正确认识和评价。翌年,米特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出版,引起国际史学界特别是二战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米特在书中写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实则是企图与德国霸占世界走出的第一步。正是因为中国的全力抵抗,成功地把几百万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上且有效地耗损其实力,由此打乱了日本进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步伐。作者指出,自二战起,中国就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基于历史,着眼当今,米特和他的新著对我有如下启示:如果说曾几何时,积弱积贫的中国以血与火书写的抗日战争,对西方人来讲是二战史中一个不曾被真正讲述、认识乃至遗忘的伟大故事,那么,今天的中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则是中华民族充满信心地与世界友好国家和民族携手共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伟大举措。对于人类世界大家庭来说,无论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中国都应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中国的成败、兴衰,其影响和意义不仅在中国,也关乎其他国家、地区乃至世界。

  “一带一路”旨在国际合作,共建共赢,共谋发展。七十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阵线中就不乏中国美术家活跃的身影:规模空前的“中国艺展”出展莫斯科获得巨大成功,“中国抗战画展”赴南洋、欧美展出;张善子、徐悲鸿、张书旗等人出走国门,传播中国艺术,宣传中国抗战精神;王子云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沿丝绸之路行旅数载,撰写《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等等。今天,在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的艺术家理所当然追寻前辈的足迹,责无旁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为推动世界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建设作出贡献。

  阿克玛尔·努尔金诺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艺术院院长)

  艺术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方式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院应该是最早期参与到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艺术单位之一。“一带一路”,我们以前称之为“丝绸之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当年,这就是一条和平之路、交流之路,你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曾走过这条路,无论是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还是中国人,这都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对于我们当代的艺术家来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既有着历史意义,更有当下的意义——它创造了一个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而交流在当下乃至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和艺术。这段时间,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艺术家,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交流带给我们的巨大帮助,这种帮助不仅是在艺术上,也在文化观念上。因此我们也特别欢迎中国的艺术家到我们乌兹别克斯坦来,我相信我们的艺术也会给他们以新的启发。在两国大使馆和文化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在中国的六个省份做过展览,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展示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的过程。我们从中获益良多。这些展览,包括此次高峰论坛的展开,都使两国艺术家在两国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了解了彼此,我们深深感到,两国艺术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和平!而和平需要全社会共同来维护和创造,我们艺术家的展示、交流和创作,正是用来维护和平的方式。正是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我们努力着、创作着、交流着。我衷心希望、也相信这样的高峰论坛会给两国的艺术文化交流带来一个新的格局。希望更多的中国朋友了解乌兹别克斯坦,到我们家乡去旅游,体验我们的古老文化,也希望我们的文化和艺术能从中国的古老文化中汲取灵感,更好地发展和创新。

  E.V.博尔奇(马耳他著名批评家)

  艺术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一带一路”项目,是对连接欧亚、连接中国和欧洲的神秘丝绸之路的重新召唤。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条路和一座桥,它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一个象征,一个对思想、视界、概念和文明进行连接、融合和再造的比喻。它已然成为对话、共识、理解和对多样性的尊重的代名词。求同存异,带来和平与繁荣;而对多样性的蔑视和抵制,必然带来战争或破坏。

  艺术与文化是通用的国际语言,使人类团结,让各个文明和平相处。视觉或图像语言总是能缔造出友好的关系,而书面或口头语言却时常造成误解和分裂。艺术表达直接而感性,因此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难分彼此,特别是音乐。人们经常抱怨,不能理解视觉艺术。艺术就像是生活一般,是情绪、感情和激情的表达,自然难以完全领悟。艺术的方程式不像是A+B=C,而更像是魔力+神秘=不可言状之美,充满感性色彩。视觉艺术关心的是空间、线条、形式、色彩和光线。眼睛把信息传递给大脑,这些信息通过想象甚至幻想转化为情感:愉悦或痛苦,从而影响和塑造人。

  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戏剧、舞蹈、民间艺术、传统艺术和仪典艺术应成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基石或基础。这条新道路上的艺术中心和博物馆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团结人民,消除歧视,接受分歧,帮助对话和促进和平。沿途的城镇可以投资于艺术和文化,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1240亿美元将刺激贸易、交通、金融、社会发展,创造就业和财富,间接和直接地将刺激艺术和文化。中国—欧盟投资协定将是使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的最简单的方法。

  中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马耳他和中国之间友好关系不仅仅在外交上,在艺术交流上同样也树立了一个榜样。马耳他艺术家被邀请至中国寻求灵感和创作源泉,他们回到马耳他后,参考中国文化之旅,创作出独特的作品。并且有了这样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更好地欣赏东方文化和东方的艺术。他们的作品已经在欧洲的五个地方展出,并在寻求进一步向公众展示的机会。

  去年夏天来到中国的访问团团员们,是马耳他艺术界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作品,是灵魂深处最深刻的表达,是爱的劳作的结果。就像《玫瑰之名》的作者安伯托·艾柯所说的那样:“文化是为了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越更好地了解彼此,就越不太可能杀死对方。”了解即是爱。(殷铄/译)

  科夫通·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乌克兰美协秘书长、乌克兰人民艺术)

  艺术无界限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对各领域都是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中乌在艺术领域的合作逐年在扩大: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哈尔科夫州。乌克兰的艺术家对于合作和学术交流是开放的,他们很高兴分享艺术形象和表达周围世界好的创作经验和技法。

  伟大的孔夫子写过:“改变不可怕,他们往往发生在必要的时间。”中乌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和你们一样准备好迎接改变。乌克兰增设了许多高等艺术学院,学生在其中研究文化和艺术,同时,为我们的研究院和大学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当然乌克兰不像中国那么幅员辽阔,但乌克兰也是古老的民族,这里有美丽富饶的大自然,悠久的历史和独立的传承。

  乌克兰有五个平行发展的艺术流派:哈尔科夫、基辅、利沃夫、敖德萨、外喀尔巴阡。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因为都蕴含着乌克兰的民族精神和乌克兰文化元素。他们任何一派都是单独发展,饱含当地特色。这些流派著名的大师,在其作品中反映当地工作特点和居住地的文化精髓和时代精神。

  许多乌克兰职业画家与其他艺术学派代表在乌克兰和欧洲共同写生。这样写生可以丰富他们的创作,促进创作的发展和营造工作氛围。这样的画作出现在许多艺术画展上。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家们都想看到自己流派和其他艺术流派代表的创作作品。在专业人群里没有不优秀的艺术家,只有那些不会创新的、守旧的艺术家。

  中乌文化和艺术大不相同,但他们总能对彼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两种文化交汇时,双方都能得到一定的提升。这是创作新作品、开辟新方向的方法和基础,也为年轻艺术家提供新的创作发展的空间。

  艺术无界限。艺术家总能明白其他艺术家、其他艺术风格、其他创作年代。艺术作品的存在远远久于作者本身。他们将作品顺着时间的长河送到未来,带到下一代面前。

  在创作新方向方面,我们不丢弃老的,同时也将开辟新的可能性来展现自己,但理解和构思形象的钥匙还是来源于古代大师作品。我们的世界是变化的,出现了许多的新技术,中乌文化艺术也同样在进步,有新的进入也有旧的被丢弃。艺术家们永远在寻找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了解。我们将非常高兴受到中国朋友的邀请,非常乐意展示给你们我们的作品和我们的乌克兰,同时我们也非常期待见到中国朋友的作品。

  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当美术遇见“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不仅是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大方略,也是促进我们与世界各国增进互信、增加友谊,加强文化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文明建设的一项有意义的行动。对于美术创作和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来说,是很好的契机。

  “一带一路”为艺术创作尤其是美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首先,“一带一路”涵盖的范围极为辽阔,自然地貌和人文风景极为丰富。有峻峰丘壑、沙漠绿洲,也有江海湖沼、岛屿港湾,还有多元的民族风情。为山水画家、花鸟画家、画西画的风景画家和人物画家,提供了丰富多姿的素材。其次,“一带一路”包含了古代和当代。如果说古代的丝绸之路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人文故事,带来了可供艺术创作的丰富的想象,那么今天这里发生的故事会更加丰富动人,等待我们去开挖的,将是巨大的宝藏。第三,“一带一路”是各国、各地区艺术纷呈的地方,是中国艺术家向各国艺术家吸收创作经验和借鉴创作手法的地方,跨文化的交流融汇,是美术创作在当代推进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方向,我们可能不仅在题材、方法、材料上能够获得新的收获,而且在观念上也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的活动的感召下,美术工作者理应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和难得的机遇,积极投入到创作之中,文化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也可以为美术创作提供一定的条件,为创作有新意、高水平的作品提供便利。同时,美术创作者不要认为这是单一的创作行为,而要有“大美术”的概念,书法、工艺、建筑等应皆在其中,同时,与文学的结盟也是必不可少的,诗歌、散文、随笔甚至小说,都是综合反映“一带一路”的有效手段,也是与美术相得益彰的形式。

  麦荔红(广东画院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由“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作引发的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过深刻的影响。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时间最长、港口最多,同时接受海洋文化最深的省份。近年来,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广东画院画家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创作,让我们看到了画家对于本土与全球、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对此,我也有一些思考: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融合了“历史的想象和想象的历史”,这是个很好但也相当有难度的选题。

  第二,它关系到画家的艺术语言与知识如何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真实的创作。画家通过作品表现的不仅是空间的移动,也是历史迁徙,挟着本土的想象去看异域的生活,从现代文明去审视古代文明,画家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文化定位,都决定了他对别国文化的评价,以及对题材的选择。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在12—14世纪达到高峰,具有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的现实性,很多异域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国特别是广东已经相当深刻和广泛。如何去评估古代的“全球化”?对那些遥远的国度和民族,对当时城市空间、城市生活,除了真实记载之外也有来自传说的想象。这些建构了我们“想象的异国”。

  第四,我们自身已有的传统,所负载的历史和经验,都构成了我们对外国的想象资源,来自历史和传统的经验决定着评价的尺度。画家对历史的观看以及理解方式,实际上是关于政治和文明的想象,背后是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对异族的好奇。画家的立场,心中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构成了画家本身的文化史。

  第五,经济商业活动与政治文化影响。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更好地体现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使命与历史担当,减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的文化与贸易冲突,无疑应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我们的画院,我们的艺术家,如何自觉与历史同行,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于雷(建筑师、数字设计师)

  从技术的层面挖掘新的艺术形态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个以中国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为象征的历史现象。在那段以农桑为经济主体的历史中,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借助丝绸之路的载体取得了强势的主导地位,向西域扩散,并同沿途的文化融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巅峰。然而,“一带一路”如果依旧依赖复制历史,期盼着获得同样的效果,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产生一种误导。因为我们除了是一个重量足够大的经济体以外,不具备任何其他明显优势。这主要体现为科技与文化,艺术在这个以全球化为主题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伺服于它们二者。在一个从机器文明过渡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还在集中精力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似乎只存在借用他人对传统艺术的尊敬来抗衡他人发达的当代艺术的可能性了。如果我们四下扫描一番,这种令人唏嘘的案例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在“一带一路”这个事件中还坚持使用这个老套的手法,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一个信息网络化的大时代呢?我们诉求的通过经济建设带动文化传播的目的如何得以有效地实施呢?如今“搞事情”个体或群体难道不是期待一个获得关注的机会而主导一个事件的发生么?

  所以我个人所焦虑的是中国的艺术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的吸纳过于微弱了,这种现象是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水准相关的。如果文化仍旧依赖科技水平的发展而随波逐流,那么中国的当代艺术将会失去一次宝贵的、跳跃性的机遇。信息技术带来的、前置性的催化作用让艺术家们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创作和研究。从这个维度来说,我们的艺术家同科学家、工程师的交集太过狭隘了,无法从技术的层面挖掘新的艺术形态。现在是一个信息共享的时期,各种学科知识在同一个空间内发生着碰撞与反应,其中各种新艺术概念与形式层出不穷,往往一个偶然的机遇会带来剧烈的震荡。例如现在炙手可热的三维打印技术、机器人技术等,虽然理念上绚丽无比,但是都在伺机寻找着床艺术的机会。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如果加以科学的“拿来主义”是不是会有事半功倍的艺术成就呢?理性地回归创造力的主体,在新的社会构成形势下重新评估艺术的自主性,为艺术家们提出新的课题和任务: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接受新的艺术创作手段,海纳百川,用像我们前人大师一样的胸襟去开创一个他们无法企及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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